貴報昨日社論〈民進黨如此面對扁案歷史會記住〉，對於本黨處理陳前總統一案，多所指教。唯有些論點未能掌握民進黨處理本案的基本態度，亦未深刻理解台灣社會脆弱的體質以及民進黨人複雜的心理狀態，以致對本黨的批評有失公允。
首先，國民黨半世紀的威權統治，已經形成一個政商界線模糊的生態。政府必須依賴企業界的支持，企業界也必須得到某些政策的保護，這就是「經濟掛帥」與「企業家優先」的不成文規則；另一方面，兩岸關係的特殊性以及大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也使企業界必須發展複雜的政商關係以求企業發展。台灣的政商關係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
民進黨執政時期，雖然強調公平正義，弱勢者的保護，以及經濟結構的改造，不過，我們無法從五十年的體制與財經思考掙脫，政府與企業之間，仍然無法建立起一個合理的分際。在走向民主化的台灣，選舉中所需要的大量花費，使得政治人物不得不與企業家越走越近。這是台灣政治及民主的發展最大的悲哀。任何一個從政者，在現在的選舉文化下，最大的風險在於選舉財務；即便是擁有大量黨產的國民黨候選人，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再加上超過這個社會所能承載的相關政治獻金規範，更是政治人物的地雷區，而當司法選擇性的執法（不論是有意或無意）時，又衍生出司法不公或司法迫害的問題。
台灣社會脆弱的體質的另一個面向是司法與政治的關係。在傳統的專制體制中，司法一直是臣服於君主之下，但面對人民，司法則是威權的。正義取決於執政者片面的態度，甚至於偏好，人權從來都不是司法審判中重要的因素。過去幾年，雖然法學界與司法界不斷訴求司法改革，但是，司法的公信力顯然不足。扁案的爭議，呈現出人民對於司法不放心或者不信任的疑慮，且因政治立場的差異，強化了這樣的傾向。
第三，藍綠對立之中，政治精算成為一種必要的技術。久而久之，我們無法平心靜氣的檢討我們所共同面對的挑戰，在相互指責與攻防之間，我們耗盡了反省與改變的能量。在媒體推波助瀾之下，只剩下相互指責，論斷個別是非，而顯得紛亂而吵雜。而最大的是非卻是我們忘掉了我們對於台灣社會發展，我們的下一代的共同責任。
扁案鮮明地反映了上述三個台灣社會最脆弱卻最頑存的一面。如果台灣社會陷入原地踏步的漩渦，民主政治將是台灣人民每四年一次痛苦的選擇。扁案當然有論斷個人是非的問題，不過它還有企業財團與政治、有司法人權與獨立、有藍綠對立、有感情與情緒，甚至有台灣社會分裂與團結的問題。非民進黨人也許很難體會，許多參加挺扁活動的群眾，並非全然出於愛扁，而是出自他們對於體制的不信賴，對於台灣前途及本土發展的憂慮，更是出於擔心台灣民主會走回威權。這個社會需要理解他們，如果一味否定與指責他們不辨是非，將造成社會對立與分裂。
陳前總統面對本案的態度將會影響台灣社會反思的能量，我們期待他能為這個社會樹立典範。他必須省思他及他的家人的道德問題，也要勇敢面對司法。民進黨必須要為過去的領導人無法達到人民的期待而道歉，而現在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更要為五十年的威權體制所衍生的社會發展障礙，負起責任，積極改革。
陳前總統是民進黨歷史一部份，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當民進黨說要概括承受，我們就會概括承受。不管正面與負面，這就是民進黨的過去。我們會冷靜而理性地承擔並彌補扁對民進黨甚至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傷害。概括承受是民進黨負責任的表現，概括承受是民進黨降低社會分裂，並且試圖突破種種歷史共業的嘗試，概括承受就是讓民進黨與整個台灣社會向前走的唯一方法。（作者為民主進步黨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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